三、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司法的二元结构属性 中国基层司法的特点及其社会治理功能，是国家权威治理体系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当中的一个具体展开，并被深深地嵌入我国以政法为组织基础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即法律的治理化就构成了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即政法传统。
[⑨]近些年以来，伴随着现代社会治理法治化和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中爆发群体性冲突的频率和范围，已经在明显的降低和减少。季卫东指出，中国既有的治理方式存在这样的冲动或倾向，即以一道简单的行政命令去打断以有风险的手段应对风险问题的循环，通过限制选择自由的方式来给社会以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无疑其结果只会不断地带来新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纠纷，并再次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风险和成本。
在基层社会纠纷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复杂性、公共性、群体性和疑难性等特点的时代背景下，甚至单一依靠政府的行政治理和法院的司法治理，已经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⑩]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近些年以来所发生的各种轰动性案例表明，基层法院在审理诸多涉及社会政策、公共道德和公共利益等个案纠纷时，总是被置身于各种社会力量的争论焦点。[49]从这一层面而言，基层司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恰当社会角色，就是努力通过判决说理来作出高质量的个案审判，充分说理是基层法官应该承担的一般性社会角色。没有司法个案，基层法院也就无法实现司法治理。
然而，在司法层级对不同社会纠纷的筛选和分流机制当中，与其它级别法院的司法活动不同，基层司法在社会纠纷的解决当中，还需要遵循基层社会纠纷的相对特殊性来展开司法审判和司法调解等工作。同时，高度依赖工业和房地产开发收入的不同机构和地方政府，他们的态度也是模糊的。上述划分虽然显得有些复杂，但可以反映历史上法治样态的复杂性。
其二是通过限制产权和契约自由等措施对强势"经济人"的经济活动，予以适当干预，特别是通过累进税、财产转让税和遗产继承税等法律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寻求实质公正，至少限制过分的实际不公平。我尝试把从两个维度划分出来的法治进行组合，从而界分出四种法治类型，即民主形式法治、民主实质法治、非民主形式法治、非民主实质法治。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真担心我们这个不过愚人节的民族，天天都要过"愚人节"了。但是，我注意到，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中，除了议员之外，其他公职也都不是经民选产生，而是由上级任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掌权者清正廉洁，对民众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上级负责? 答：的确，在现代民主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公职都是民选的，不过，不同体制下情况有所不同。
另外，"人民"这个概念过于笼统，人民也分阶层，彼此之间也有利益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例如禁止夜宿街头桥下的法律是一般性的，对所有人适用，但实际上受禁止的对象只能是穷人。
）另外，从人们对职位的选择倾向上，首选的是党政职位，最后才是人大、政协。在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要求一切权力归上帝所有，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对神的奉献和寻求来世进入天国，而不是追求现世的权益。答：建国以来，中国的法治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当人们把法律奉为最高权威时，当法律被置于民主的基础之上时，现代西方的民主型法治便随即产生。
这是对民主形式法治的一个尖锐讽刺：一方面，法律的大门朝着每个人敞开，每个人随时可以进去。否则，良好的制度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其三是要进一步改革审判程序，增强审判的公开性，强化法官的中立性，尽可能充分地提供判决理由。古希腊雅典和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法治则属于后一类型。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交往主要以利益为导向，每个人都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今天的中国毕竟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已经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法律内容和原则，将所有外来的东西完全本土化似乎也不可能。
历史上，一些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另一些法治不是以民主为基础。第二阶段是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人们总结"文革"人治的教训时，从理论上探讨了法治问题，没有人公开主张实行人治，但是，仍与许多人主张人治与法治相结合。
如何理解这个过程? 答：确实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搬出法家来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与突出专政理论相配合，带有镇压、制裁的导向。按照您的意思，现代法治主要表现为民主形式法治和民主实质法治，上面您已经对这两种法治的异同做了一般概括，能否更具体谈谈这两种法治类型？ 答：民主形式法治与民主实质法治区别在于：首先，民主形式法治偏重有法可依，重视制定一般性法律和强调适用法律的标准程序，而不管法律的内容如何。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司法权是公共权力的一种，在公共权力出现整体性腐败的情况下，试图保持司法公正、廉洁的一块净土，是很困难的和不现实的。其中原因很多，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监督部门都缺乏足够的权能，在行使职能中难以防止和抵制其他权力部门的干预。平等意识是现代民主和法治下公民应具备的理念。在实质法治下，法律不是自足系统，服从宗教、道德、政治或经济等价值的支配。
既然中世纪的英国不存在民主，按照法治与民主密不可分的观点，当然也就不存在法治。西方中世纪有英国的法治实践，中国古代有先秦和秦朝的法治历程。
从法理上讲，不是政府养活公民，而是公民养活政府，因为政府的权力和经费来源于公民。尽管法律援助的范围日渐扩大，但无论如何也难以从根本解决这类问题。
因此，类型化的研究方法，既在一定程度是对实践的抽象，反映并观照社会实际境况，但同时又不完全与社会现实重合，具有某种"理想"的色彩，因而这种类型便有"理想类型"之称。在一个不讲信用、以规避法律为能事、视违反法律为家常便饭的环境中，法治如何能够得以健康发展? 十、法治未来的趋向 问：我们讨论了这么多问题，最后，我想要问一个关于现代法治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您认法治发展的最终归宿是什么?换句话说，法治是否会永远存在？ 答：一般来说，我并不愿意预测未来，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方向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三是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的主要公职由总统任命，但是，总统通常是由民选产生，不得不向选民负责，任命的官员虽向他负责，但重要的任命要经议会批准。实际上，一字之差本身，并不能表明根本原则和精神的差异。有时，英明一世也难免糊涂一时，仅仅"人主"的一时糊涂，就会给万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相比之下，民主实质法治旨在追求平等的自由，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照，为他们提供物质救助、就业机会和法律援助，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享有自由必要条件。
一是在某些君主立宪制国家，仍然保留着国王的世袭制，如英国的女王和日本的天皇等，他们的权力源自继承，不是来自民众，但是，他们的实际权力已经很小，保留的都是象征性的权力，居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另一对是自由与群合的关系。
社会秩序就存在两对基本价值关系的动态张力之中。但是，这种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平等，对于实际上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来说，可能隐含着种不平等。
对于这些理论，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否则，措施如何严厉也恐怕难以奏效，因为法官也是"官"，并不生活在真空里。
我国现在人大代表已经实行县以下直接选举，但一些地方并没有落到实处。有的称为资本主义初期与资本主义晚期。只有确保整个公共权力清正廉洁的大环境，才能营造司法公正的小环境。二是强化专门的权力监督机制。
把法治是否以民主为基础作为标准进行划分，仅仅是分析法治一个维度。北京市道路上井盖、箅子大量被盗，成为"城市陷阱"，每年经济损失达100多万元，致使车辆行人不断受到伤害。
在这种意义上，"法治"比"法制"的范围更大一些，因为在法治下，一定包含作为法治制度意义的法制，而在神治、德治甚至人治状态下，也往往会存在这种意义的法制。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要向自己的传统寻求资源，也要借鉴国外的做法。
像民主一样，法治也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先是一些具体因素出现，随后发展成形，最后其制度、理念和原则得到了确立。当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则把资本主义的法律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由放任时期的形式法和福利国家时期的福利法，前者大体相当民主形式法治，后者类似于民主实质法治(含义略有不同)。
